“好古”的并发症之一就是“攀高”，即《红楼梦》中所说的“攀高枝儿”。然而最卑鄙的“攀高”者却往往并不“好古”，尽管他有时伪装“好古”，以自欺欺人。
有联语曰：“探奇非俗士，好古得良朋。”一般地说，人多有好古之心。得不得良朋且不必管，古文物的收藏和欣赏，往往能给人以一种深沉的乐趣，能变化人的气质，颇有益于人的身心，不能不说是一种“风雅”或“附庸风雅”之事。然而，若尔食古不化，好古成“癖”，乃至成“痞”，成为变态心理（狂疾，maniac），心智上结成日益增大的硬块，那便是一种思想癌症，大有窒息而死的危险了。
某书记载，有人酷爱古董（“骨董”），不断向他的一位表兄求索古物。那表兄被他弄得不胜其烦，有一天就给他送来一副破旧的狗项圈和一条稀脏的短裤，说那是“李斯狗枷”和“相如犊鼻”，一时传为笑谈。（按：秦丞相李斯被杀时曾回忆牵着黄犬出去打猎的乐趣；汉代“著名作家”司马相如还未“先富起来”时曾和他的情人卓文君合开“酒吧间”，他身穿“犊鼻裤”亲自刷盘子洗碗）
这个故事经过“艺术加工”，便成了一个十分逗趣的笑话。说的是某人好古成癖而毫无鉴赏能力，只知道出高价收买古物，不辨真伪。有一天，有人拿来一片破草席，说是孔夫子当年在“杏坛”讲课时所坐之物，此人大喜，赶快买下了。又拿来一根木棍，说是古时“太王”（周文王姬昌的祖父）“去狄”时所持之杖，这更“古老”了，赶快买下。又拿来一只破盆，说是古帝唐尧吃饭时所用，这就越发“古老”了，非买下不可。这样搞下去，此人的家产很快就花光了。最后无以为生，只好上街讨饭。于是他披“杏坛之席”，曳“太王之杖”，持“帝尧之缺”，沿街哀告曰：“各位老爷太太啊，谁有‘九府圜钱’请见赐一枚！”（按：“九府钱”是传说中周朝人使用的钱币。）
此人真可谓“死不改悔”，但他相信那片破席真是孔夫子坐过的。他很愚蠢，但不奸诈。他并不曾自己编一块“塑料席”就诡称“复制（或复原）”了“杏坛之席”而借此招摇撞骗。他花的是自己的钱（且不管那钱是怎么得来），并不曾毫不心疼地挥霍老百姓的血汗。因此他的品德还不算卑劣和下贱，比那些灵机（？）一动就根据荒唐无稽的传说来大建俗不可耐的“旅游景点”的地方官员们和那些不学无术毫无常识就来胡编、胡导、胡演所谓“历史剧”的“著名艺术家”们要略高一筹。“披席人”给人们制造笑料，使人们破颜而笑，增进健康，也算有点“社会效益”，而那些“景点”和“怪剧”则只能愚弄群众，使本来就很无知的观众变得更加愚昧———它们的“社会效益”完全是负值！
“好古”的并发症之一就是“攀高”，即《红楼梦》中所说的“攀高枝儿”。然而最卑鄙的“攀高”者却往往并不“好古”，尽管他有时伪装“好古”，以自欺欺人。
却说唐朝皇帝姓李，因此就追封据说也姓李的“太上老君”（即“易学家”们念念不忘的“老子”）为“玄元皇帝”（这本身就是一大笑话）。有一次在某一“旅游景点”上有人题名留念曰：“大丞相再从侄”某某到此一游。这种“攀高”的贱相被一位姓李的看见了，便在旁边题道“玄元皇帝一百二十世孙”李某某续至。意思是，你的远房叔叔作丞相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，我的几千年前的祖宗还是皇帝呢！这是对那位八竿子打不着的“高干子弟”的尖锐讽刺！
也是在唐朝，有一位姓“令狐”的人当了宰相（令狐?？）。因为令狐是“小姓”，所以他对官员中姓令狐的都给予了照顾。于是有些本来不姓令狐的无耻之徒，也牵强附会地改姓了令狐。因此那时有人作诗讽刺他们说：“自从元老登庸后，天下诸‘狐’俱带‘令’。”（按“令”应读平声，若“灵”。）
宋朝“著名词人”秦少游，曾作过一首《满庭芳》，其起头处的“山抹微云，天粘衰草”八字写得很有情致，一时传诵甚广。有一次，秦少游的女婿和人发生了争执，就大声说道：“我乃‘山抹微云’的女婿！”也被传为笑谈。
另一位宋朝诗人林逋，人称和靖先生。他淡于名利，隐居杭州的孤山，种梅养鹤，终身不娶。自称“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”，是历史上有名的“高士”。但是有一个冒失鬼，自称是林和靖的后代。于是有人作诗讥笑他说：“和靖先生未娶妻，如何后代有孙儿？想君自属闲花草，不是孤山梅树枝。”（按诗中之“儿”多读“倪”。）
旧时有“联宗”之事，都属于“攀高”。两个人同姓，但不属于同一家族，谓之“同姓不同宗”。后来双方协议，就“算作”同一家族，这就叫“联宗”。例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雨村，本来和贾宝玉并非一家。但雨村那小子看上人家“白玉为堂金作马”的势派，便和荣、宁二府联了宗。这岂非大大地“攀高”乎？
四川的梓潼县，有文昌帝君庙，相传帝君姓张，乃天上司“文运”的神，有如人间的“组织部长”。旧时流传一篇说教性文章《阴骘文》，据说就是该帝君的“力作”。笔者读小学时，清末状元刘春霖所书《阴骘文》的石印本，便是我们习小楷用的范本。且说明朝末年杀人不眨眼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路经梓潼，忽发“攀高”之雅兴，要祭祭文昌帝君。他令手下的御用文人作了几次祭文，都不满意，最后只好自己动手。文曰：“你姓张，咱老子也姓张，老子与你联了宗吧，尚飨！”农民英雄虽然伟大，但帝君乃是天神，故英雄的联宗倡议（还不知帝君是否俯允）仍属大大的“攀高”也。
便算不曾联宗，有人也喜欢强攀同姓。民国初年有一戏剧“艺术家”章遏云，那时这种演员不论多么有名和风骚也还是没有社会地位的。另一方面，章行严（士钊）却很有名而有地位，因此有位姓章的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章行严时称之曰“吾家行严”。于是遭到别人讽刺说，你若提到章遏云一定不会称之为“吾家遏云”吧？有位周某，是北方人，和绍兴周家本无瓜葛，但是他撰文提到鲁迅（周树人），动不动就说“家迅翁”，我想他若提到大汉奸周佛海，也一定不会称之为“家佛海”的。
民国初年，中国很著名的学者是胡适之（即胡适），有位先生偶然提到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，便大大被人耻笑。我想，说不定那人真和“我们校长”（我在北大时胡为校长）有点相识，然而何必如此张扬乎？
钱钟书先生在《围城》中描述了“三闾大学”的一位教师，名叫陆子潇。其人每天在桌上摆一封中央机关的来信，以装门面，此亦“攀高术”之一种也。
周某所说“家迅翁”笔下的阿Q，也可算咱们“炎黄子孙”的绝妙写照。他和别人吵架时常常吹嘘自己的祖先比别人的祖先更了不起，亦可算“好古”与“攀高”兼而有之了。
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个专司修脚的奴才，每次修脚都把剪下的趾甲收集起来。有一次，这种举动（很可能是故意地）引起了杀人狂朱元璋的注意，板起脸来问他这是干什么。那混蛋回答说，剪下的趾甲是圣上“龙体”的一部分，要拿回家去好生珍藏供奉。朱元璋不信，派人到他家里去查，发现那些臭趾甲果然在他家“佛堂”上供着呐，于是朱元璋就放了（也许还赏赐了）那小子。那小子家里有“佛堂”，至少比我这样的穷教授有更好的居住条件，然而其奴性之贱，亦令人叹为观止！
为人至少要有点起码的常识。设想你把自己的一本什么得意之作送给一位外国学者。不论那本“力作”如何地狗屁不通和滑稽可笑，那外国人一般也会来一封信，感谢你的赠书，并说那破书多么精彩，等等。那是外国人的一种礼貌和客套。你最好不要把那种事记在自己的“家谱”上，动不动就拿出来“痛说革命家史”，更不要把它像朱元璋的臭趾甲那样“供起来”。那样的信老夫也接到过不少，但却从来不肯夸示于人。
至于“易经”，世有“好古”之士，本不妨关起门来研究之，膜拜之，只要并不满世界混淆视听以骗取一点点虚名蝇利，那也还不失为一位神经兮兮的正人。然而那和“玻尔”有何关系？请听着，那种没读过几篇玻尔就乱发梦呓，胡扯什么“玻尔与易经”的作法，实在是一种无理、无礼、无知、无聊、无耻的江湖胡闹，是北京俗语所说的一种“霸王硬上弓”。奉劝天下之以“治学”自居者，最好多少自尊自重一点（但用不着动辄自封“学者”），千万别太丢中国人之脸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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